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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孟子看来，正己便能正人、正物，最后天下之人都会归顺。
2006成都·中国古琴国际艺术节暨文君文化节学术研讨会论文 论琴学中的师弟之道 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古琴研究会冯焕珍 内容提要：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琴道的传承有赖于琴师，因此琴学中师弟之道所关甚大。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
四、依止师与参学师 既然任何一个琴师都有所不足，自然不能解答弟子所有的问题。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刚柔适度谓老师对一方面严加鞭策，无使弟子懒惰懈怠。玩此四语，如五味相济、五色相受而师道备矣。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
本师又一日在窗下看经，蜂子投窗纸求出，师睹之曰：‘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钻他故纸，驴年去。否则，古人所以为修己教人之具，而作为琴师却罕能发明其义，专求于声，则末矣。[32]《原道觉世训》亦言：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民一体皆敬拜皇上帝也。
洪秀全以经学张三世中的太平世的太平大同之义释天国，天国亦是对三代之治的追摹。[37] 参见【美】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14-315页。[11]这一论述模式为信教的中国士大夫所接受。庄存与重新发掘今文经学的脉络，重视明代赵汸的《春秋属辞》，批评秦火之后的时代，如龚自珍《资政大夫礼部侍郎武进庄公神道碑铭》所概括： 幼诵六经，尤长于《书》，奉封公教，传山右阎氏之绪学，求二帝三王之微言大指，闵秦火之郁伊，悼孔泽之不完具，悲汉学官之寡立多废，惩晋代之作僭与伪，耻唐儒之不学见绐，大笑悼唐以还学者之不审是非，杂金玉败革于一衍，而不知贱贵，其罪至于亵帝王，诬周孔，而莫之或御。
到康有为这里，这一论题被全盘翻转了，变成了重构中国文明自主性的一种尝试：一方面，以秦火为断裂节点的叙述模式继续被承继。拜上帝教对一般社会习俗的挑战，引发了地方社会地主士绅阶层的自发反弹，并由此形成以团练为中心的南方社会内部的动员。
西学中源说将西方传教士提出的问题进行了一次重要的翻转：利玛窦等传教士的问题意识是，从天主教进入中国的目标出发，在中国儒学中寻找对应物。利玛窦认为佛教败坏和曲解了古人的正确教理，把迷信和无神论传到了中国，导致11-13世纪的理学哲学家、唯物主义诠释的传播者们都背离了古代经典的实质精神。[40]戴望在《论语注序》中说，……深善刘礼部《述何》及宋先生《发微》，以为欲求素王之业、太平之治，非宣究其说不可。西学中源说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32] 《太平天国印书·上集》第四册，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三字经第八-九页。龚自珍与徐松交游颇多。[28] 又如，《彖传论》引用周朝开国史诗《诗经·大雅·大明》中的维此文王，小心翼翼。[31] 1853年刊印的《三字经》这样说：中国初，帝眷顾，同番国，共条路。
夫岂有所爱憎于其间哉？是故治乱相巡，邪正相乘，昼夜相因，寒暑相迎。但西洋各番国行这条大路到底。
以往对于清代今文经学的研究，基本上是从经学内部或者中国社会及思想内部着手的。1912年9月《内务部批国务院交孔道会代表王锡蕃等请立案呈》在援用康有为大同立教论述的同时，勾勒了晚明互市以来的变化： 新陈递嬗，与时推移，求其立言足以隐括前后贯澈古今者，厥惟孔子。
[8]孟德卫忽略了的是，推断利玛窦了解儒学今古文之争并参考今文经派观点的更重要证据，是他将焚书坑儒作为其儒学史叙述的分断节点。相对于韩愈的分断论述，利玛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后者不再只是回向三代或者回向孔子，而是由此建构将天主教义（或者各种欧洲学说）与先秦典籍、三代理想或者孔子之义相类比、化约或等同的桥梁，开拓了一个此前所未有的方向。从这个角度看常州今文经学的起源与发展，可以在中国与西方的思想遭遇中找到新的线索。作者简介 张翔，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回回之教出于大秦，欧罗巴之教复出于回回。清代今文经学殿军康有为的思考无疑是在中国与域外思想的强烈碰撞中展开的，但人们同样较少关注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思想与中外思想碰撞之间的可能联系。
笔者在研究康有为大同立教思想及其近代脉络的过程中发现，清代今文经学发展的线索与中外思想碰撞的线索不断交织。[39] 流入西人天主教也指太平天国运动对太平之义的宣扬。
康有为推进的关键一步是，将大同思想认定为引领全球思想的天王山。秦火断裂论的儒学史分断叙述模式在清末明初的传布，与考据辨伪的趣向之间，已有互动之关系。
[27]他认为上帝能治万世的原因是主乱者会自取灭亡，人世间有自身的治乱循环，老天爷和上帝其实并无爱憎。[17]庄存与直接讨论算学的著述《算法约言》，同样是以康乾时期欧洲传教士与中国士大夫互动为背景的。
曾国藩意识到了地方士绅地主自发动员的重要性，因势利导，一方面针对拜上帝教的反孔运动，以保卫名教为号召进行社会动员，推广组织团练的经验，另一方面以地方团练为基础，建立成建制的地方军队，并成功取得朝廷的信任。自秦以来，天之尊始分。《新学伪经考》强调或论证刘歆篡伪，对于反思二千年来的中国及学术的思考有所推进，但并非决定性的。究其言之也愈精，即与共和大同之义相悖也愈甚，盖时势使然，非孔孟所及料也。
[8] 孟德卫，《奇异的国度：耶稣会适应政策及汉学的起源》，陈怡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第44页。其中的关键是，当时中国国力的强大程度和中国文明的重量迫使已处于殖民进程中的欧洲传教士以较为平等的姿态寻找本地化的契机。
以中国有数之金币易海外无益之奇淫，而愚民复时为耶稣邪教所煽惑，虽严旨禁除，而根株未绝，景教之流毒，不知其何所底矣。[15]《数理精蕴》全称《御制数理精蕴》，是康熙皇帝令梅文鼎之孙梅瑴成（1681—1763）领衔编写的一部数学百科全书，包括大量西方数学知识。
主要从事十九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想与文学研究，包括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与海外游历研究，在《文学评论》、《哲学动态》、《中国哲学史》、《开放时代》等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通过晚明以来秦火断裂论的流变，可以梳理出此一论题中的两条线索，一是以秦始皇焚书坑儒为断裂节点叙述儒学史，二是重新阐释孔子之学。
……《史记》纪五帝讫夏殷周秦并详其子孙氏姓而世本一，书汉志隶春秋家。一条问题线索是对中国二千年来之学的反思，二千年来的分期判断与对暴秦的批判有关，另一问题线索是今文经学基本论题（太平世问题）的重新思考。徐光启、李之藻和杨廷筠等人都把它当做先秦天学思想不传的重要原因。利玛窦开创了一套新的儒学史叙述模式，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以此前已有的秦火分断的儒学史论述模式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旧的。
[31] 夏春涛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洪秀全洪仁玕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5-186页。其二，将天主教义比附先秦儒学，尤其是孔子五经之义。
[6] 参见谢和耐，《中国与基督教》，第21页。这一变化和转移过程中的关键事件是太平天国运动。
他的欧洲油画中源论的考证应和者寥寥，但对中国历史脉络的重新认识的影响则要大得多。曾亦、郭晓东，《春秋公羊学史（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十四章，第1056-1109页。